【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宗教界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宗教》杂志“专题”栏目聚焦我国宗教界的抗战故事，编发系列稿件，引导宗教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承爱国爱教传统，自觉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抗战中的中国基督教界

李韦

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积极探索服务于中华民族抗战事业的途径，通过抗战服务和参与社会建设对抗战作出贡献。

一、积极开展抗战服务

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除了参加其他国民发起的各种救国运动，如慰劳前方将士和负伤军人、难民救济、捐赠财物等，他们还成立了很多抗战服务组织，并发起抗战运动，为中国抗战贡献了力量。

中国基督教界在抗战时期主动寻求各种方式为抗战直接服务。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各团体成立了很多伤兵救治和护理的组织。1938年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在汉口成立，之后迁往重庆，主要工作为抢救前线负伤将士并运送至后方医院。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这是一个在国内各方部队都开展军队服务工作的组织。例如，重庆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当地各界组织成立重庆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该会在1938年8月至12月期间先后救治的伤兵达十万人以上。1943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委员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共同组织成立战时服务委员会，在各战区设立新兵健康站，还救护了24000多位伤兵。

中国基督教界动员全体信众为抗战捐款，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基督徒救国总会，该会在各地设立分会，后迁至重庆，主要工作为发动“中华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其他中国基督教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号召信徒捐款，向国际相关组织呼吁，他们的努力使中国的持久抗战具备了更为坚实的资金基础。

抗战爆发后，很多中国基督教团体都积极呼吁各地信徒尽力组织难民救济机构，为抗战时期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后续兵力的补给作出努力。“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其他20多个基督教组织成立了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前后共建立65个临时难民收容所，收容了31000名左右难民。其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负责管理4个难民收容所，在其管理下，教育、生产、卫生等各项工作井井有条，获模范收容所之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华北的北平、天津、济南、开封等市会、华东方面的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南昌等市会和汉口、长沙、广州等发生战事的区域市会都对救济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1938年，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应湖南省政府的委托主持全省的难民救济工作，负责安顿从各地逃往湖南的7万多名难民。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七七事变后组织青年服务队救济受难家属，其救济方法的突出特点是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力，救济费多由各地基督教团体捐助。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七七事变之后也将战时救济作为服务工作的中心，从海外募款以救治难民。除了关注一般难民，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还于1939年与中华慈幼协会合作在沦陷区发起难童救济工作，难童救济事业在沦陷区20多个城市中开展，各地开始创办难童收容所。除了上述中国基督教各团体的难民救济工作，还有很多西方基督教团体或独立或与中国教会团体合作开展难民救济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很多成员都是传教士）设立了“安全区”，先后收容25万人。安全区内共设立25个收容所，其中11处是教会房产。

中国基督教界还特别注意动员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力量，使它们成为助力抗战的资源。抗战后很多教会学校号召到兵役年龄的学生响应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对于不能从军的学生，教会号召学生在课余广泛出动劝捐。对于原有的教会医院，中国基督教通过各种形式呼吁组织救护队、训练民众以参加救护工作。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基督教医务委员会向英美教会请求增派医师来华援助，尽力为各地教会医院提供医药器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基督教医事委员会承办政府交托的护士人才培养工作，该委员会从各救济团体得到资助，援助了大后方的61个护士学校。

总体看来，抗战爆发后，中国基督教界发动自身所有力量或直接为抗战部队服务，或为战争中的难民提供临时救济，动员教会学生参军，为中国部队保有持久抗战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二、广泛开展社会建设

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中国基督教界不仅从事各种抗战服务工作，还倾力投入到相关领域的实践工作中，为抗战提供了更有利的社会基础。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基督教界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人士将乡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改造、发展视为救国和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从而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基督教界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三十年代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出现了很多乡村建设典范，进行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慈善事业、生计教育等工作。一些专门负责推进乡村建设的基督教机构也逐渐成立，代表性的有1931年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和1932年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工业改进社”等，这些机构联合中国基督教界的相关力量推动农村的社会服务工作，致力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七七事变后，由于占领区的很多工厂被毁，为了安置大量难民，也为了更好地从军事和经济方面抵抗日本的入侵，中国需要发展工业解决战时的物资需求。因而，在各种合作社组织中发展尤为迅速的是工业合作社。在这些分布广泛的工业合作社中最大的生产工作就是纺织，而1939年末这些纺织合作社组织承担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军需订单的40万件毛毯。早在1932年，中国基督教的一些教会学校就开始培养发展小工业的人才训练工作，其中包括从事纺织业和矿业的各种相关人才。专门的中国基督教合作社运动是在1939年正式发起的，在很多具体的工作上融入之前的合作社运动，为抗战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资生产作出了贡献。

此外，七七事变之后，中华基督教会在西南发起边疆服务运动。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边疆服务运动”，主要针对川西、云南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服务工作，这项工作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大后方建设系列工作而开展的。除了中华基督教会，很多基督教会大学也积极参加边疆服务的各项工作。边疆服务运动先后通过开展卫生、教育、社会救济等公共服务工作，切实起到安定大后方的作用，使这些区域及其民众成为支持抗战的力量之源。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